论邓小平经济发展理论的三个特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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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佚名
|更新时间：2011-12-29 1:53:34
8、199年）的谈话看，自力更生与对外开放是他这两年反复阐述的一个话题。既要立足本国，依靠中国人民自己的力量来维护国家的经济安全，实现经济发展，又要引进外国先进成果以加速中国的现代化建设。这就是中国经济发展的辩证法，也是邓小平经济发展理论的一个显著特质。
二、发展的创新模式 社会主义以共同富裕为根本目标，我们过去提倡的缩小差别和均衡发展政策的结果并不是共同富裕，而是共同贫困。正是邓小平所说的这种“平均发展”，严重地压抑了人们发展生产的积极性，使经济发展丧失生机和活力，使我们长期陷入“贫困——平均发展——贫困”的怪圈。早在198年12月13日，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前夕所举行的一次中央工作会议上，邓小平作了题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报告，在这篇著名讲话中，紧接着“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之后，还有一段更富有哲理的话：“这是一个大政策，一个能够影响和带动整个国民经济的政策，建议同志们认真加以考虑和研究。”［4］（p.152）这就是说，“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政策思想，其意义绝不仅限于消费的分配领域，而是与中国经济发展和国民经济各个方面都有关的一个重要理论和政策，是经济发展理论的一个创新。 早在1943年，经济学家罗丹在他的论文《东欧和东南欧的工业化问题》中，就提出过对落后地区的工业化要进行大规模投资的论点，即所谓的“大推进理论”。“大推进理论”认为，发展中国家要有一定规模的投资，这是有积极意义的。但是它的根本缺陷是：首先，忽视了发展中国家正是资本缺乏的国家，如果非要等到积累了大规模的资本再进行投资发展经济的话，发展中国家将永远没有希望发展起来；其次，如果发展中国家勉强凑够了一部分资金（如通过举借外债），在很多行业同时进行大规模的投资，由于基础设施投资期限长，后续投资可能不足，造成工程无限期拖长或半途下马，尤其是由于形成生产能力有一个较长的时滞，容易产生通货膨胀；再次，忽视了实物资本的投资还需要技术、管理和劳动者素质等多种因素的配合，而这些因素在短期内难以有更多提高。20世纪0年代，伊朗的巴列维王朝在美国的支持下，为了迅速实现现代化，进行了雄心勃勃的大规模均衡“大推进”投资，结果决策失误，物价飞涨，工程停顿，人民怨声载道，不久被霍梅尼政权取代。中国20世纪50年代后期的“大跃进”也是非常类似这种平均主义“大推进”式的均衡发展模式，导致有限资源的大规模平均投入，投资失控，比例失调，被迫进行了五年调整。［6 ］邓小平的非均衡发展模式正是在对这样一种国际和国内经济发展史的总结中提出来的。
发展是非均衡趋向均衡的过程。非均衡发展模式的基本特点是充分利用现有资源，首先是沿海地区资源，而后是中西部地区资源，使经济发展逐步趋近所谓均衡。改革开放以来，非均衡发展的大政策、大思路，使中国经济步入了正常发展的轨道。它是由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和企业先行发展、先行致富所产生的强烈示范效应，使大批地区、企业和个人争相效仿，从而使整个中国经济发展浪潮，一浪又一浪地向前推进。诺贝尔化学奖得主普里高津的耗散结构论认为，在远离平衡状态的开放系统中，由于与外界不断进行能量及分子交换，有可能从“无序”走向“有序”，“非平均是有序之源”。要形成有中国特色的共同富裕的社会主义这个耗散结构，就必须把传统的共同贫穷的社会主义推向远离平衡的非线性区，使其处于一种十分不稳定的状态，为出现新的共同富裕的耗散结构提供可能。毛泽东1956年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文中也指出：“所谓平衡，就是矛盾的暂时的相对的统一”，平衡是相对的，不平衡是绝对的。［ ］邓小平不仅从哲学和发展经济学的角度提出了同耗散结构论创始人普里高津的命题相同的结论，而且把毛泽东没有在经济建设中实行的辩证法思想成功地运用于中国改革开放和四化建设的伟大实践，创造出辉煌的业绩。如果没有邓小平经济发展理论这一重大创新，中国恐怕至今还在“同步富裕”的梦魇中挣扎。在沿海地区成为强大的经济增长极后，产业要升级换代，市场要拓展，增长的动力传递到了中西部地区。中央做出的西部大开发战略决策，正是邓小平非均衡——均衡经济发展理论在新条件下的运用和发展。
市场经济是一种被资本分离开的生产和消费通过市场来实现其统一性的经济形态。资本的本性是追逐利润，这就决定了市场经济中生产与消费的总体平衡必须通过阶段性的不平衡运动即间歇性的周期经济波动来推动。邓小平认为，经济发展不仅要从非均衡向均衡的横向展开，而且从纵深上要呈现“台阶式”上升。他把中国经济发展比喻为台阶，要一步一步地往上跳，在某一个阶段，抓住时机，加速搞几年，跳上一个新台阶；跳了以后，发现问题及时加以治理，尔后继续前进。他说：“我国的经济发展，总要力争隔几年上一个台阶。当然，不是鼓励不切实际的高速度，还是要扎扎实实，讲求效益，稳步协调地发展。”［3 ］（p.35） 邓小平的发展理论认为，能发展就尽量搞快些，出了问题再整顿，这比四平八稳，不出问题的低速度要好，“台阶式”发展是客观规律的正确反映。他还把这种考虑的根据归纳为三条：一是出了问题再整顿，只要这个问题没有伤筋动骨，就不会回落到起点上去，而是站到一个新的起点，登上一个新台阶；二是经济上了新台阶，手头上的东西多了，出了问题也好解决；三是不出问题的低速度要出大问题，而这样的问题，不只是经济问题，还是政治问题。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一些发展经济学家认为，发展中国家因为经济文化落后，要摆脱传统状态，只要照搬发达国家早期发展战略就行了。这种发展模式的特点就是以gnp的高速增长为目标。 美国著名经济学家萨缪尔逊显然也是过分强调了科学技术发展条件的特殊性，他认为：“先进技术是适应先进国家的特殊条件——如高工资，资本相对于劳动比较充裕，大量熟练的技术人员等——而被发展起来的。这些条件在比较贫困的国家并不普遍存在。”在他看来，阻碍穷国前进的文化和经济障碍成百上千，穷国只有跟在发达国家后面亦步亦趋，而不可能发展和运用高新技术实现跨越式发展。［1］（p.13—138） 经济社会发展是一个综合进化的过程，单纯的经济增长将人类社会引向了“有增长而无发展”的歧途。无论是w·a·刘易斯、j·h·伯克等人的“结构主义发展理论”，还是保罗·罗森斯坦—罗丹的“大推进理论”，或是萨米尔·阿明的“国际依附理论”以及罗斯托的“经济增长阶段论”等等，都存在着一个假设前提：发展的本质是纯经济过程，是gnp的增长。这一观念的重大缺陷在于，它以物为中心， 在发展实践中指向客体一极，不仅忽视了人作为发展主体的地位，忽视了经济发展与政治制度、意识形态、经济文化的内在联系，而且这一发展观以其“指标体系”和示范效应来宣传“西方中心论”，将现代化等同于西方化，并且以西方经济学为蓝本来构建发展经济学的框架。
［］毛泽东选集：第5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35．